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2019年12月，《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做强一般贸易，增强议价能力，提高效益和规模。提升加工贸易，鼓励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推动产业链升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次对外开放。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是中国新时期加快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目标，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提高能否助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就成为了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研究发现

符大海和鲁成浩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7期的论文《服务业开放促进贸易方式转型——企业层面的理论和中国经验》，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并利用2001—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了服务业开放通过成本调节渠道对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服务业开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一般贸易额上升，抑制其加工贸易额，从而加速中国企业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

第二，服务业开放通过降低一般贸易企业的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来促进其一般贸易额增加，而对加工贸易企业的成本影响不显著。

第三，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生产性服务开放以及服务依赖型行业、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影响更为显著。

研究启示

该研究对新时期如何更好地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贸易强国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1）继续有序扩大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中的关键在于深化服务业开放。通过持续深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不断发挥服务要素在经济发展和出口贸易方式转型中的作用，优化保障国内外服务要素在国内市场自由流动的机制；将服务业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与制造业生产链深度融合，积极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提高服务业开放的作用效果，进而实现出口贸易方式转型升级。

（2）以制度型开放促进服务业市场开放。面对服务经济活动所面临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中国应当加强制度环境建设，尤其是包括知识产权体系在内的法律体系的完善，努力降低服务交易成本，增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协调。面临全球经贸规则的加速重构和中国全面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战略需求，中国应当加速与国际规则对接，不断推进国内服务业领域的制度性变革，从强调边境措施向强调边境内措施延伸，以制度型开放倒逼国内服务业市场改革，持续促进国内服务业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服务于中国制造业升级和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3）优化服务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服务业外商来华投资。当前外资进入中国仍面临着诸多非外资管制政策障碍。为实现真正的服务业开放，中国应当积极推行服务业市场化改革，降低行政干预，注重服务外资与本地制造业升级的匹配度和外资的溢出效应，充分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和经济开发区形成服务业外资集聚效应，特别是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外资的引进，通过不断提升服务业外资引进来促进制造业企业中间服务要素投入的质量提升和转型升级。

（4）从区域发展角度而言，应加快推动国内服务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进一步促进不同区域和城市间服务要素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促进服务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除了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国各地区必须进一步减少政策壁垒，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做法，增加本地企业获得国内国外高质量服务要素的机会。对于中西部地区，更是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扩大服务业重点领域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服务业外资管理体制；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在服务业开放环境下促进服务要素集聚发展，不断提高本地服务要素质量，促进制造业企业发展模式和形态的变革，最终促进贸易创新和结构升级。

作者：符大海，鲁成浩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7期，原标题为《服务业开放促进贸易方式转型——企业层面的理论和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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