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工智能科技革命似乎已经到来。全球范围内的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不断上升，企业对人工智能的使用不断深化和日常化，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正蓬勃兴起。除了发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之外，人工智能技术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冲击，造成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社会公平产生多种负面影响。智能算法和机器人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就业均产生一定冲击，也通过影响生产率、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间接影响收入分配。

一、技术革命如何影响全球收入不平等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预测，在经济增长进入稳态后，要素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劳动收入份额不会出现趋势性变化。尼古拉斯·卡尔多提出的六条“卡尔多典型化事实”，也包含要素收入份额将在长期维持不变的判断。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全球及主要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开始下降，全球财富不平等也持续扩大。对此的一个主流解释是，由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品相对价格持续下降导致企业在生产中更多地依赖资本而非劳动力，以及贸易全球化带来全球劳动力市场扩容。

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史表明，许多关键性的技术进步，如蒸汽机、内燃机和计算机，都旨在用价格低廉的替代性资本取代劳动力来完成一系列过去由人类完成的任务，此类技术可以被定义为广义的自动化技术。与之相对的，狭义的自动化技术主要指用工业机器人进行原来由劳动力完成的工作，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广泛使用。人工智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更加高级的、包含机器决策的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的幅度将大于其扩张劳动力需求的程度，其产生的收入也偏向资本进行分配，因此，会降低劳动者的收入份额。新技术也可能会降低总体劳动力需求，因为其会替代工人完成相关工作，造成失业率上升与劳动收入下降。

纵观过去两个世纪的技术革命史可以发现，前两次工业革命所蕴含的技术进步与随之而来的工业化进程仅在短期内扩大了失业，长期来看则降低了失业率，缩小了收入不平等。在由信息技术引发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收入不平等在多数国家都呈现上升趋势。在人工智能开始迅速发展的近十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收入分配均受到人工智能技术较大冲击，技术进步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扩张作用非常显著，而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国别差异，不同的公共政策取向导致了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

二、人工智能影响收入分配的机理

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看，人工智能通过替代效应、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影响劳动力需求和工资水平，其中替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从市场结构的角度看，人工智能通过改变市场与行业结构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从技能结构的角度看，人工智能通过推动就业极化拉大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来看，人工智能更有可能扩大而非减少收入不平等，因此，需要设计相应的公共政策予以应对。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最直接的影响是产生替代效应。早期的人工智能应用仅包括简单的体力劳动，替代中低端劳动力从事常规工作。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展现出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大于对体力劳动的替代、对复杂脑力劳动的替代大于对重复性脑力劳动的替代等新特点。

除了替代劳动力这一负面影响外，人工智能还能通过两种机制对劳动力就业与工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第一种机制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创造效应。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创造出原来不存在的新任务和新职业，从而吸纳就业、提高劳动收入。这些新职业既包括需要高技术能力的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也包括在技术能力上要求较低的算法训练师、数字营销人员等。一些研究认为，如果这一工作创造效应能够持续，即使自动化进程继续，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在长期也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

除工作创造效应外，人工智能技术还能通过提高生产率间接地改善收入不平等。一方面，作为一项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为其他技术进步与企业研发创新赋能，带来整体社会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提高。即使这一过程伴随着资本收入份额的提升，劳动力的绝对收入仍在增长，而且可以通过再分配手段提高劳动者福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扩大非直接采用该技术的生产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产生溢出效应，如上游制造业对工业机器人的深度使用增加了对下游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提升了这些部门的就业水平，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

除了对就业和工资的直接影响外，人工智能技术还通过影响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影响企业的生产活动与市场地位，进而间接影响收入分配。使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企业，生产率提升得更快，从而更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使用先进技术本身具备一定技术与资本门槛，使用人工智能就需要企业积累大量用于训练算法的数据、雇用高水平的算法工程师、购买或者租用可观的算力资源，市场份额更高的企业在这些方面显然更具优势。以上因素导致市场变得更加集中，乃至出现一些学者笔下的“超级明星公司”。除了影响市场结构外，人工智能技术进步还能通过改变不同部门的要素相对成本造成结构效应，产生类似“鲍莫尔成本病” 的影响。

大量证据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劳动力市场发生“就业极化”，工资不成比例地流向了收入分配和技能供给的顶层与底层，导致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速显著下降、财富大幅缩水、社会流动性凝固，最富有阶层和其他阶层的差距日益扩大。由于人工智能具有替代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倾向，而与高、低技能劳动力形成互补关系，这就造成劳动力就业不断极化，影响社会公平。就业极化的直接作用便是使初次分配结构从“橄榄形”向“纺锤形”转化，进而对社会流动性产生影响，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造成一些学者口中的“贫困化增长”。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具有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张力，在缺少有效公共政策的情况下将导致就业率下降、就业与工资极化、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加剧等一系列问题。

三、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设计

推行积极的公共政策是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主要手段。基于本文分析，公共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偏向性。人工智能是偏向自动化还是创造新就业机会，将决定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中替代效应还是创造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决定在总体上劳动力需求是减少还是增加。二是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与数字素养。通过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更多中低端劳动力转化为高技能劳动力，能够有效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极化问题，瑞典采取的公共政策就以此类措施为重点。三是通过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芬兰等高福利国家采取这一模式。

在可选的三类公共政策中，应以促进机会均等化的第二类政策为重点，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技术偏向性政策虽然能够对企业与科研机构的研发创新方向产生一定影响，然而由于研发过程天然具有未知性与不确定性，其实际效果可能相对有限，更多发挥方向上的间接指引作用；其次，注重再分配尤其是高福利的公共政策对公共财政产生较大压力，长期来看未必可持续，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最后，机会均等化政策有效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趋势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提高了劳动力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内在能力，瑞典等国在此类公共政策设计上的成功经验也验证了此类政策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在设计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公共政策时，应将促进机会均等化作为政策实施的重点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023年12月印发的《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提出，“不断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差距，持续弥合‘数字鸿沟’，创造普惠公平发展和竞争条件，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推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时代发展红利，助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多重挑战，除了构建面向未来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之外，积极促进机会均等化，并且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社会公平、在促进公平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应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抓手。

引用来源：陈斌开、徐翔：“人工智能与社会公平：国际经验、影响机制与公共政策”，《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3期，第70~88页。

（此为缩减版，注释从略，请前往知网下载全文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799.f.20240520.1648.006.html.）